房地产税是一种依靠出让土地增量获得财政收入的途径
其次，从我国中央和地方税制结构来看，2016年全面的“营改增”改革使得营业税这一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不复存在。 但新地方政府的主要税种尚未确定，地方财力和行政权力尚未确定。 不匹配问题凸显出来。 为了缓解财政困难，我国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这实际上是一种依靠增量土地流转获取财政收入的方式。 但在房地产行业寒流和国家规范管理的双重打击下，“土地财政”模式将越来越难以为继。 2021年5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划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矿产资源特别收入、海域使用权等四项政府非税收入的通知》使用费、无居民海岛使用费等向税务部门征收。” 《关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21]19号）将国有土地出让金转由税务部门征收。 由于税务部门属于中央垂直管理，此举意味着地方财政对土地拍卖、流转等通过政府性基金收入筹集资金的过程施加影响的空间将大大缩小，这将直接收紧地方政府债务率的“紧缩魔咒”。 ”。与土地出让相比，房产税是一种更可持续的基于房地产存量的财政收入获取方式。而且，房产税的税基是固定的，适合由地方政府征收和调控。因此，开征房产税是完善地方税制度、匹配地方政府财力和事权、增强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的必要之举。
最后，房地产分配不均一直是我国财富不平等的重要表现。 2019年，城镇家庭房地产净值占人均家庭财富的71.35%，这意味着房地产净值较高的城市家庭将从房地产净值的大幅增长中获得更多的财富积累。 房地产税直接影响我国房地产分配不公平现象，可以有效减少社会财富不平等。
2.房地产税改革将通过优化公共服务对人民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公众对房产税改革抱有各种期待。 本节主要阐述房产税改革对房价、公共服务供给等与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的领域的影响。
（一）房产税有利于完善地方税制，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房地产税改革将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根本原因在于房地产税，房地产税有助于缓解因地方税制度不完善而造成的地方政府财力与行政权力匹配困难。 房地产税收入与公共服务供给直接挂钩，是一种“受益税”，即谁受益谁交税，总税负相当于服务。 这意味着财力雄厚的地区可以因地制宜适当提高公共服务标准财经日历，可以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促进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
公共服务的供给也是实现房产税再分配功能的一种方式。 “多房多税”筹集的税金将用于普惠性公共服务，使少房、无房群众受益，体现了房产税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
一些困惑在于，房地产税遵循“总税负等于服务”的概念。 那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是否会因为缴纳房产税的能力差异而导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进而导致基本公共服务存在较大差距。 违背服务均等化的要求？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正确理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它不是绝对的平均而是大致的平等，其核心是促进机会均等。 机会均等的实现取决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 其次，地区间缴纳房产税的能力差异源于地区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差异，房产税不是“原罪”。 房地产税改革要与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有效配合，确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基本标准。 达不到标准的地区应该通过转移支付来弥补，而不是“噎住不吃”或者“鞭打快牛”。
（2）房产税不是房价的决定性因素，其对房价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公众对房产税发挥调控房价作用有一定期待。 根据价值贴现理论和我国实际，房价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 一是未来现金流。 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租金。 如果征收房地产税，则需要从税中扣除租金以反映未来的房地产收入。 折价后，房产的价值会相应下降，这会对房价产生负面影响。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公共服务资本化”的过程。 如果将房产税收入用于提供当地公共服务，该地区的住房租金也会相应上涨，这将对房价产生积极影响。 二是租房和买房的权益差异。 这个因素可以看作是在市场总规模一定的情况下，租赁市场和购房市场之间的相互替代。 在我国学区房等“租售权不同”的制度背景下，购房市场受到一定程度的压缩。 租赁市场。 当房产税收入用于教育等方面“租售权不同”的公共服务时，房屋租金不会增加，“公共服务资本化”效应导致购房需求增加与租赁需求相比，这对房价有积极影响。 去影响。 第三个因素是“泡沫”，即房地产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偏差。 “泡沫”的影响在现实中往往难以忽视，而“泡沫”的发生受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房地产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总体而言，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很多且复杂，而房产税并不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 即使排除房地产泡沫的影响，房价走势仍取决于“租金减值”效应和更为重要的“公共服务资本化”效应，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三、房产税改革困难重重，需要长期规划、稳步实施。
（一）税基评估需兼顾效率与公平
首先，关于房地产税基评估，短周期定期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是公平合理房地产税征收的必要保障。 这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保证税基评估的公平性。 有学者研究发现，美国税务部门在房地产税的税基评估上存在“欺弱畏强”的倾向。 黑人和少数族裔比白人面临更高程度的税基高估。 原因在于，对于白人等高收入群体，美国税务部门是从“多比少更糟糕”的角度出发的。 迫于高收入群体较高的法律水平和强大的维权能力，他们往往会低估自己的税基甚至税率。 消极的; 但对于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来说，虽然他们的财产价值相对较低，但美国税务部门高估了他们的税基和税负。 反正这些低收入群体几乎没有钱雇人。 律师捍卫他们的权利。 美国的这一现象虽然与其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和维权成本过高密切相关，但也反映出税基评估可能出现的公平问题以及需要“削峰填谷”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 政策目标存在分歧。 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客观、公正、规范的房地产税基评估体系，比如建立批量自动评估系统，使“一毛牵一身子”难以实施单一的改变。
二是如何提高税基评估效率。 人们似乎有一个共识，即市或区县政府清楚地掌握当地的房地产信息，并且在进行税基评估方面更有效率。 然而，纽约州的一项研究发现，小型征税区之间合作组成更大的征税单位进行税基评估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并且每个地块评估的单位成本随着评估地块数量的增加而降低。 可见，房地产税改革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制度设计，而是需要通过合理规定征收等级，消除地区间信息壁垒等因素造成的征收效率损失。
（二）免税、免征的设计要“宁少勿多”
各国房地产税制设计不尽相同，但都制定了必要的税收优惠政策以达到特定的政策目的。 比如，从税收便利的角度来看，免税可以提高人们对房产税的接受度和依从性，降低征税成本； 根据按能力征税的原则财经网，一定程度的免税可以增强房地产税的累进性。 然而房地产市场，不合理的免税可能会造成效率损失，使免税成为“幻想”。 例如“按家庭或人均基本住房面积扣除”和“首套房扣除”两项提案，就会带来明显的行为扭曲，比如鼓励“假离婚”引发社会问题、鼓励建设大型住宅等。区域住房； 这两项提案也会带来严重的不公正，因为扣除过程忽略了不同房产之间因位置、品质、是否在学区等因素而产生的巨大价值差异。 因此，免税的设计应“宁少勿多”。 普遍免税将带来较大的税收损失，影响房地产税的功能。 更好的选择是通过锁定收入水平、居住面积和房地产市场价值等因素，针对低收入者进行免税。 例如，在美国，免税是根据收入水平决定的。 房地产税减免水平“熔断”政策。
（三）必须采取配套措施，确保房产税与土地出让金并存
有人认为，土地出让金和房产税存在双重征税问题。 首先，房产税和土地出让金有本质区别。 土地出让金是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属于市场调节范围； 房地产税是政府根据提供公共服务一般向公共服务对象征收的收入税，属于政府调控范围。 农产品价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的超额利润形成绝对地租，而土地优劣的差异则形成极端地租。 国家征收土地出让金是根据土地所有权收取绝对地租和极端地租，然后用于公共用途。 商业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地租剥削性质有着本质的区别。 然而，极差的地租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保持不变。 随着政府不断完善土地周边基础设施，极贫地租金的增加并没有体现在初始土地出让金中。 反而体现在房价上涨上，让业主受益。 每年征收房产税，正是为了弥补这部分极差的地租损失。 以香港的房地产税实践为例。 香港的土地一直都是政府所有，土地出让金和房产税一直并存。 除了一次性土地出让金外，土地使用者还需要根据不同的土地合同缴纳年地租，房地产使用者需要缴纳年费。 一般来说，房产税和土地出让金可以合理共存。 但为了避免房地产开发成本上升的问题，未来的房地产税改革需要与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诸多税费整合以及土地二级市场的调控相协调，尽可能避免地价上涨，将改革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庆祝建党一百周年讲话中强调，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无论是房产税，还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税制改革，我们都要摒弃“酸葡萄心理”，相信“一税就能解决房地产问题”，所以要“人人都有的”我也必须拥有它。” 这种“邻居心态”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任何税种都深深植根于其社会经济。 任何税种推行起来容易，完善起来却很难。 如果我们只求介绍，急功近利，不愿意努力与我国的社会经济接轨，那么这篇肤浅的文章会有多大的收获可想而知。 实现共同富裕，房地产税改革是一方面。 我国现行的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也可以深入探讨。 而且，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房地产行业与地方财政、金融风险密切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 房地产税改革需要与相关配套措施密切配合，尽量减少改革的负面影响。 。 房地产税改革需要长期规划、长期实施。
